而且这种专业事务的划分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分工协作、相互监督的作用。

45  [英]蒂莫西A.O.恩迪科特 著：《法律中的模糊性》，程朝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6页。三、法不禁止皆自由理论的构成要素 （一）对象 对象是公民的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法律规定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及相应的义务。

在解释和适用过程中，特定案件下，基于公平追溯或相似原则，普通法假定可能意味着新政策应该以要求在先政策适用的方式加以解释，对于一贯适用产生个人合法预期的政策，尽管政策已将要变化，仍保护产生的合法预期，对于未公开的政策变化，将持续遵守先前的政策，但做出新的决定时，依据的客观环境发生实质变化除外。《行政许可法》第五条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焦作市公安局对闫才源申请变更姓名不予批准否定了公民的改名权利，在法律解释过程中违反了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法理，实质是增设了禁止。17模糊问题、新出现问题、滞后问题、不适当问题并不当然归属否定式立法的调整范围，可能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带来争议或其他问题，这能够通过法律解释和法律修改来弥补。负面清单的相对实现不意味着没有在一定时期和条件下的充分实现的可能性。

其中说明理由与相对人合法权益密切相关，有利于限制行政裁量权，下文以这一制度为例。13比利时、英国和瑞典缺少法典，统一法律框架或概念化的行政禁令观念，依欧盟人权条约第六条的合法性请求比其他国家更强烈，缺少对合法性原则的国家承诺。{16}就当代中国走向法治之路而言，这两个方向，都有相关的理论论著与经验证据。

其二，相应地，两者的积极面和消极面都不一样。因为，至今中国的治理结构还没有摆脱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悖论。比如，执政党在其于2012年发布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从地方政府的视角研究中国走向法治的途径，学术界已经注意到，{6}部分学者也提出了先行法治化的理念。

其二，中间变革同相关改革路径的异同。在当代中国，上在经验上可以对应那些直接影响政治局决策的小圈子。

也因此，掌握分配权的行政机关的权力运作也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实验性立法是中国改革年代政策实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未来的发展中，地方官员不仅仅在立法，而且在执法和司法的过程中应当扮演更多的创新者角色，这也意味着省级以下政府的官员也将成为中间变革的行动者主体。托克维尔想告诫后世当政者的是，启动改革要越早越好，否则只会加速革命的到来。

上述分析也表明了剖析走向法治的动力机制的三个基本要素：行动者、利益和能力。区分好的改革和坏的改革的根本标准不是着改革者有没有追求自身的利益。因此，中央政府应当把走向法治的工作放在不亚于维持经济高速发展这项任务的战略位置之上。任何一个法律改革的方案，都不能和作为制度消费者的公民和组织的需求离得太远——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不匹配的情况包括法律改革的方案太陈旧或者太超前。

当高层的政策目标是追求经济发展时，地方官员就会为了地方的GDP 数字而不顾一切。比如，根据高尚全的解释，顶层就是最高层，就是全国全党这一层。

在治理结构上，这两个方面都要求分权甚至联邦制的制度设计。无论实验成功与否，实验性立法本身最后会被取缔。

另外一个成功的顶层设计例子是港英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对香港政治的改革，包括建立新的廉政体制。但是，尽管如此，这种文本的表态能否转化成切实的改革设计和内部动员，以及最终效果如何，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其中，较大的市是指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文章的第一部分重点讨论1978年以来中国法律发展的动力机制，从国家-社会关系和中央-地方关系这两个理论维度，梳理中国走向法治的三种动力机制：顶层设计、中间变革和底层运动。借用鲁迅的话，革命就像地火：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说到底，走向法治的改革能否落实，归根到底还是让政府官员意识到，是否认真对待法治同自己的利益（尤其是自己的官位）相关。

地区之间法律制度的多元化与差异性，并不等于地区之间法律制度的先进和落后。并且从（1）到（6）的法治也是从薄的法治（thin theory of rule of law）到厚的法治（thick theory of rule of law）的演变。

在未来的法治建设中，对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社会/市场力量这三种力量而言，顶层设计、中间变革和底层运动将分别是它们影响并推动中国法律体系变迁的主要动力机制。而地方官员能否为了实现这个升迁的自我利益而为公共利益服务，就取决于中央政府制定政策目标或者顶层设计的合理性。

{54} 其次，中间变革可以实现法律制度的多元化和保障地区之间的制度差异性。在利益考虑上，自上而下的改革通常是支付大的社会成本之后才启动的，部分原因在于整体性治理危机是达成内部改革共识的前提。

比如，在上述《广东省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试行）》发布之前，广东省的深圳市已经在2008年制定和实施了《深圳市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试行）》，因此可以推断广东省的改革吸取了深圳市的经验。这些概念包括政治经济学家常说的实验性立法，科斯和王宁最新提出来的边缘革命，以及由中央部委所主导的部门改革。本文则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这个领域做一些补充工作，并敦促理论界及中央的决策者认真对待走向法治的中间变革路径。当然，尽管中央政府的工作重心是通过合理的法治工作考核设计来激励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法律改革积极性，中央政府本身也不能放弃对一些具有全局性的法律改革进行具体的制度设计。

从顶层设计的角度看，这些官僚们只是上层设计师所提供的改革蓝图的施工人。{50}而广东省在2013年刚刚发布的《广东省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试行）》也包含了9个一级考核指标，包括（1）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2）强化公共服务能力、（3）坚持科学民主依法决策、（4）提高制度建设质量、（5）严格规范公正文明行政执法、（6）全面推进政务公开、（7）依法防范和妥善化解社会矛盾、（8）完善行政权力监督制和（9）落实推进依法行政保障措施。

也就是说，多元化和差异性不但包含了地区之间存在先进和落后，也包含了只是客观上不同的情形。前者指的是地方政府之间会为了改善制度而进行良性竞争，后者指的是地方政府会为了特定团体的利益而让法律变得更糟糕。

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两个积极性的要义在于中央政府承认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在法律改革中的独立利益，并通过制度化来保障这种利益的实现。

地方政府也不都像上海在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那样被赋予进行创新的角色，反而在很多时候非常主动，且走在中央政府的指令之前。这些事件也表明，法治已经成为国家和社会力量试图控制的前沿阵地。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事实上，《立法法》只确立了省级政府和较大的市的政府具有立法权。

但是，当舆论与学术界一再强调以顶层设计这样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来进入下一阶段时，不要忽视了过去三十多年的经验所得到的一个法宝：地方政府所驱动的中间变革不仅仅可以部分解释中国已经取得的法治建设成就，更为重要的是，同顶层设计一起配合，中间变革可以扮演更多、更好的角色。当然，整体性治理危机通常是启动顶层设计的必要条件，并不等于说执政者一定会认真对待或者及时发觉致命的整体性治理危机。

{67}就此而言，执政高层已经释放出了一些积极的改革信号。而港英政府之所以能够下如此大之决心，也是因为之前十数年政府腐败和社会不公正所导致的治理危机。

导致消极中间变革的要素是（1）地方政府拥有决策自主权和（2）中央政府的不合理或者不清晰激励机制。不过，上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可以指作为个体的国家领导人及其核心决策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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